党的二十大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战略部署，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了宏观展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证监会主要负责人提出，资本市场要服务大局，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坚持将资本市场一般规律与中国市场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
监管转型、建设现代化的监管体系，是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发展潮流的必由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离不开资本市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近十年，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国资本市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监管效能及适应性持续提升。
十年间，资本市场监管回归本源、加快转型，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完善了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理念，确立了“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总体方针，探索新模式新方法，科学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持续监管、科技监管的能力水平不断提高。
十年间，监管部门简政放权，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和透明度建设，审批事项大幅压减，诸多事前审批事项改为事后备案管理、大量备案事项分批次取消，审核流程实现标准、过程、结果公开，自由裁量空间不断压缩，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更明确、信心更充足。
十年间，适应注册制等重大改革带来的深刻变化，监管部门加快公司监管、机构监管、稽查处罚全方位职能转变，科学把握“放”与“管”的平衡，突出扶优限劣，着力提升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资本市场的治理效能逐步提高，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
专家及市场人士认为，与十年前相比，资本市场监管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和具体做法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监管效能、适应性提升，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朝向“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总体目标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加快转型资本市场治理体系 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
资本市场近十年的改革发展历程，也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优化，证券期货监管加快转型，监管理念、模式、方法重新建构的历程。推进监管转型，是新时代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激发经济活力的需要，是当前阶段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增强证券期货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监管转型既包括监管理念的转变，也包括监管模式和监管方法的革新、探索。2014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推进监管转型，形成集中统一、优势互补、功能配套、信息共享、协同高效的监管体系。
此后，资本市场监管转型同步推进了注重投融资和风险管理功能均衡、更好落实监管的人民性，将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贯穿监管工作始终；将监管中心由偏向规模发展转向监管执法、规模结构质量并重；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减少事前审批，不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全过程监管；完善一线监管、强化监管信息共享和协作，加强科技监管，提高监管效能；不断强化政务公开，推进透明度建设，维护市场预期稳定等五方面工作。
随着这些工作持续推进，资本市场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徐明表示，十年来，资本市场监管在指导思想、基本理念和具体做法上都产生了重大变化。“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已成为资本市场监管的总体方针，“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发挥各方合力”已成为资本市场监管的基本理念，“放管服”已成为资本市场监管的具体做法。
十年来，资本市场监管的边界进一步厘清，简政放权的力度不断加大，事中事后监管的能力、水平持续提升。资本市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分步骤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过程中，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理念更趋完善，审核部门、发行人、中介机构、投资者之间的职责边界更加清晰。
在国务院金融委的领导和统筹下，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加大了合作和协调的力度，发挥了提高资本市场监管效率、防范市场风险的积极作用。证监会系统内部，证券期货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的职责权更明确，自律监管和行业监管的作用进一步发挥。监管资源更好整合，显著推升了监管水平。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不断探索监管改革，在辖区监管的基础上，实施总对总监管、行业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持续监管等做法，使监管更具针对性。积极使用科学技术手段，通过信息技术管理和大数据运用实施科技监管，则进一步增强了资本市场的监管效能。
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 市场活力效率“双升”
简政放权，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也有利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市场公平、公正。
十年来，资本市场以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为牵引深化改革开放，同时不断加大“放管服”力度，证券监管部门在发行、上市、交易、并购重组、中介机构持牌等资格管理，以及股票、债券、基金、期货、其他衍生品等行政许可方面的简政放权力度显著超过了十年前。
徐明认为，“放”即简政放权，凡是市场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坚决放权于市场，减少不必要的管制；“管”即加强对资本市场的事中事后监管，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秩序和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服”即强化服务意识，优化资本市场服务，降低市场成本、提高市场效率。
他表示，近年来资本市场“放管服”的深入推进，起到了三方面的有益作用：一是提升了监管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进一步激发出市场活力；二是促进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保护，维护了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三是激发出市场参与者的热情，推动了市场改革创新，同时也使市场参与者具有获得感。
“放管服”改革推动资本市场更好发挥融资和资源配置的基础功能，实现了活力和效率的“双升”。
一方面，各类主体普遍认为，近年来资本市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预期性显著增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逐步减少、制度在市场建设中的重要性大幅提升。以发行审核为例，无论市况如何变化，市场均科学保持新股常态化发行，新股“停停发发”的现象成为历史，这既有利于发行人、投资者对股票发行的预期保持稳定，也保证了市场的融资功能有效发挥。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投融资两端都呈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市场创新动能不断积聚。从融资端看，我国资本市场在融资额、交易量、股票市值等方面稳居世界前列，2021年沪深证券交易所IPO数量达到484家，全市场IPO募资近5400亿元(含北交所)，为过去十年的最高值。从投资端看，近十年A股投资者开户数快速增长，今年2月已超过2亿户，积极入市的投资者推动一级市场更具活力、新股申购认购倍数均值维持高位，也推动二级市场股票交易活跃、2021年沪深交易所A股日均成交额达到1.06万亿元。
“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方针 不断增强监管适应性
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资本市场，市场的发展定位、功能职责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充分考虑当前我国的市场基础、投资者结构和法治诚信环境等现实条件。在“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总方针下，近年来，监管对资本市场发展的适应性不断增强。
证监会主要负责人此前在公开场合指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落地，主要盯住了四个关键词：
一是制度——加快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公开透明、连续稳定、可预期的基础制度体系，持续提升资本市场治理能力；二是结构——着力破解制约当前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融资结构、上市公司结构、中介机构结构、投资者结构、资金总量和期限结构等结构性难题，以结构的可持续，实现发展的可持续；三是生态——强化“零容忍”震慑，完善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推动市场各方归位尽责，形成各方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四是定力——改革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定力，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
监管适应性的提升体现在对资本市场作为公开市场的一般特征的把握。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已确立了“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总体方针，市场监管的责任重心在于透明度监管、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信息，监管转型也应当进一步体现我国资本市场的精髓，即公平、公正、公开。在他看来，金融监管要促进金融发展、提高效率，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创新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监管则要跟上创新的步伐。
监管适应性的提升，还体现在结合国情市情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引导其规范健康发展。近年来，资本市场监管一方面守好入口关，建立健全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制度机制，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强化证券监管与行业监管等协同，既亮明“红灯”，也设置好“绿灯”，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激发市场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引导资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高质、高效的监管机制，与活力充沛的资本市场相辅相成。过去十年，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回归本源、加快转型，坚持监管姓“监”，在坚决防止监管真空的同时，科学把握政府与市场、放和管的关系，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坚决管住，保持了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不动摇，也保持了改革定力、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扎实推动资本市场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保障。